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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泊尔的牙科事业

2014年05月31日来源:杭州德凯利医疗器材有限公司

  一天,尼泊尔村庄Kaskikot下起了瓢泼大雨,这对劳拉·斯佩罗和她即将举办的典礼而言是个坏消息。距离雨季尚有一段时间,但斯佩罗知道在尼泊尔任何意外都有可能。她11年前就开始定期往返于美国和尼泊尔之间。

  Kaskikot是一个有着约1万人口的村庄,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安纳普尔纳峰脚下。几乎每个村民都来自自给自足的农耕家庭,他们吃着自己种的粮食,生活非常艰辛。村民们的家务活特别多,打水,挤牛奶,生灶火煮饭。他们根本没有精力走30分钟到当地卫生站出席典礼,尤其是这会儿又下着大雨。

  按理来说,斯佩罗的典礼是非营利组织Eva Nepal的最高成就。斯佩罗于2007年创建了这个组织,致力于为当地村民提供亟须的口腔卫生保健服务。如今,卫生站首次愿意承担责任,经营并投资牙医诊所。这次的典礼正是Eva Nepal和卫生站的交接仪式。但卫生站站长卡莫尔·班达里明确表态称,他不希望与Eva Nepal或斯佩罗有任何瓜葛。

  次日早上,典礼开始一个小时后,Eva Nepal的员工在当地政府总部潮湿的大楼里等候着。他们拉了一条横幅,横幅写着“Kaski口腔卫生保健计划”。这时两个老人来了,后面跟着几个中年男子。一条流浪狗在雨中徘徊,随后跌倒在门口。压根看不到卫生站站长的影子。

  住在尼泊尔

  2007年,斯佩罗正式创建了Eva Ne-pal,早在2006年她就开始为Kaskikot村庄的牙科保健筹集资金。几乎所有钱都来自家乡人民的捐款。她的父母仍住在美国贝塞斯达的格林威治森林社区,每到感恩节时,大概35个来自他们社区的家庭和30个企业机构就会参与筹款活动。

  “劳拉想做她能做到的事。”她的母亲南希·蔡斯说,蔡斯谈到了女儿想去尼泊尔旅行的愿望。蔡斯是一名公益律师,同时是消费提倡者,曾与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拉尔夫·纳德共事过。斯佩罗的父亲唐·斯佩罗则是一个企业家,先前曾加入美国奥运会赛艇队。他们的人生都不一般。他们的女儿也同样希望如此。

  2001年,斯佩罗还是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。大三暑假期间,她第一次去尼泊尔旅行,在那里度过了三周时间。有一天她沿着乡村小路往下走,看见一位妇女和孩子站在门口。斯佩罗掏出了照相机,但随即放弃了照相的念头。“我从美国这么远的地方去到那里,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到那里。”她说,“我想站在那位妇女所站的地方。”

  2002年,斯佩罗再次回到尼泊尔,在那里待了两个月,但她当时还没想过长期计划。“我想我会回到美国,做些有意义的事。”她说。但她发现,她投奔的尼泊尔志愿者组织并未给她安排任何工作,更糟糕的是,他们将她安置在当地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家,这位校长名叫布希姆·苏贝迪。斯佩罗仿佛也在走“旅游”式志愿者的路。她说服苏贝迪让她换个地方住。苏贝迪提议让村里的寡妇拉迪卡收留她,拉迪卡与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两间泥砖屋里。这标志着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。

  2003年,斯佩罗第三次返回尼泊尔,此时她已完全独立于志愿者组织,她在拉迪卡家里住了9个月。其间斯佩罗帮忙做家务活,还慢慢学会了尼泊尔语(拉迪卡的女儿比什和玛丽卡会讲一点英语,拉迪卡则一点都不会)。刚开始时斯佩罗在阁楼打地铺睡,后来她搬到楼下跟比什共睡一张床。斯佩罗已经是站在门前的那位女士了。

  并不是说她已适应或打算在那里永久住下去。斯佩罗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吸引当地村民的目光:有着一双巧手的高大白人女子。在村民们看来,美国人—或美国人的钱—可以解决生活中的日常困扰。其中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牙痛。许多村民都有牙痛的毛病,他们问斯佩罗拿止痛药。而当地卫生站的唯一牙科工具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钳子。

  斯佩罗发现,村民们都任由牙齿腐烂,最后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松掉。他们确实有牙刷,只是不常用。“牙膏牙刷都有,”她说,“问题是他们没有养成口腔卫生习惯,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。”

  2004年,尼泊尔政府起草了一项国民口腔健康政策,承诺为该国的农村居民提供口腔卫生保健服务。该计划跟斯佩罗的计划极其相似:在学校组织刷牙课程,卫生站的定期免费牙科诊疗。但九年后,只有少数村庄提供了牙科服务。

  斯佩罗决定做点什么。

  不做“旅游式”志愿服务

  近年来,援助如洪水般涌向尼泊尔。西方人为喜马拉雅山脉的美丽和神秘倾倒。越来越多欧美人渴望到那里去花钱。1990年代,220个非政府组织在尼泊尔政府登记注册,加入了社会福利委员会。如今,已有近4万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。有一些是短期志愿者服务,或者他们更像“旅游”,走马观花地晃一圈。“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这个国家,你会培训当地人。”美国喜马拉雅协会主席艾丽卡·斯通说。这需要长期执行计划,并且你不能让当地人给你提供住宿、食物或翻译服务。

  但斯佩罗不想做“旅游”式志愿服务。很久以前,她决定实施一个自我维持、基于社区的计划,此计划不需要任何西方人也可以运作。她下定决心要实现这幅蓝图,即使当地村民固执地不肯改变态度。

  几年下来,斯佩罗已扩大其牙科保健计划,现在已有超过13000人享受到了她所提供的服务,包括在学校组织的刷牙课程,社区教育课程,卫生站的定期免费牙科诊疗,以及为村民提供大医院的牙科门诊折扣等。若没有格林威治森林社区的热心援助,这些都无法实现。

  如今,孩子们每天早晨都很自觉刷牙。他们排成长队,手握牙刷,等待学校的口腔卫生教员发放牙膏。他们身后矗立着一栋新校舍,那是由一个国际NGO组织建造的。在校园的一角,一栋欧洲人建的小建筑物被荒废。

  在Lwang Ghalel村庄,幼儿园孩子的母亲聚集起来上第一堂口腔卫生课。Eva Nepal的口腔保健教员正在讲解蛀牙和填料,他解释说,因为孩子们的口腔仍在发育,拔除受感染的牙齿会导致严重的牙齿正畸问题。他强调了定期检查的重要性,最后以一场关于牙科神话的讨论收尾。一位老人说很高兴自己掉光了牙齿,这时全部妈妈们都嘘声让他安静。讨论结束后,幼儿园教师收到牙齿检查报告,那些需要补牙或拔牙的孩子会拿到一张小纸片,纸片上要求父母陪同前往诊所。

  第二天,孩子们在一间空旷的教室外排好队。教室里有两条长凳,分别坐着Lwang Ghalel村庄的牙科技术师和来自博卡拉的一位牙医。孩子们忍受着医生在他们嘴里戳戳刺刺。到下午时,20个孩子接受了治疗。还有15个需要治疗,但他们的家长还没出现。难道孩子们没将小纸片交给他们家长?还是家长太忙了?斯佩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  “如果是在美国,显然要有家长陪同才能对儿童进行治疗,”斯佩罗说,“但在尼泊尔却没有这种意识,这里养孩子的观念跟美国不一样。”斯佩罗担心,如果那天有蛀牙的孩子得不到治疗,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回来。跟Eva Nepal的团队及校长商量后,斯佩罗最终选择让这些孩子进去接受治疗。

  整个过程一直很顺利,直到一个有严重口腔问题的小女孩出现。她的臼齿已腐烂,门牙牙龈也长了脓疮。牙医将门牙拔掉,但考虑到未来牙齿正畸问题,于是留下了臼齿。小女孩被拔痛了,受了惊吓,开始哭了起来。“很可怕,我们说的是一个6岁的小孩。于是我几次走到她面前跟她说话。我让老师跟她坐一起,确保她没事。”斯佩罗说。后来小女孩回家了。

  半小时后,小女孩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出现了。“为什么你不拔掉大牙?”她质问牙医。“那颗牙被感染了!但你却拔了门牙,门牙还好好的。现在我女儿要瞎掉了!”牙医说这个问题在前一天的教育环节里已经解释过,那位母亲没有参加。最后,她平静下来,对她女儿接受的治疗表示很满意。

  政治角力

  卫生站站长卡莫尔·班达里终于出现在斯佩罗的典礼上,他迟到了将近两个小时。他坐在讲台上,紧挨着Eva Nepal的成员、村中长者和另一位受政府任命的官员,这名官员同班达里一道控制了整个村庄的预算。这些人都坐在一排,面对着空荡荡的大厅。

  这场活动根本不像典礼,更像高中辩论。Eva Nepal的成员挨个发言,向场下寥寥无几的观众解释口腔卫生的重要性。然后他们都转向班达里,礼貌地向他道谢。但班达里完全不予理会。他做了10分钟的讲话,说由于国家不稳定的原因,村里缺乏财力人力来实施牙科计划。

  之后斯佩罗应邀上台讲话。她用流利的尼泊尔语发表讲话,跟其他人一样,她表达了对班达里的谢意。辩论结束后,班达里签署了官方文件,文件规定卫生站将负责经营并资助Eva Nepal的牙科计划。

  其实,Eva Nepal可以绕过班达里直接资助Kaskikot村庄的牙科计划。但即使Eva Nepal的资金状况允许,斯佩罗也不会同意。经过两年的努力后,每个村庄都同意接管牙科计划。如果斯佩罗破例,她在其他地方也将失去村民信任。为了改变班达里的主意,Eva Nepal团队需要集结集体的力量给另一名政府官员施压,迫使他加入他们的阵营。

  不久后,斯佩罗返回美国,她搬到了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。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,正在尝试替代疗法来摆脱寄生虫感染。她每年都会在尼泊尔待上两三个月,每天通过电邮与Eva Nepal的项目主管沟通。

  在尼泊尔的村民看来,斯佩罗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人。斯佩罗也清楚自己力量的局限性。她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施恩者、执行者或救世主,但她可以成为他们永远的支持者和朋友。